【中國科學報】向科學技術廣度和深度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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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熱議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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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學技術廣度和深度進軍 |
■本報記者 李晨陽、朱漢斌 見習記者 韓揚眉
在9月11日召開的科學家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廣大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斷向科學技術廣度和深度進軍。
講話在科技人員中引起熱烈反響。《中國科學報》采訪了6位科研人員，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暢談了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的理解和感受。
“四個面向”令人振奮，
生命健康短板待補
“我很振奮地看到，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放在了‘四個面向’中。”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陳凱先對《中國科學報》表示，一般來講，“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一部分，但這次專門提出這個“面向”，讓科技人員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黨中央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在這期間，我國的科技力量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為人口健康領域的科技工作者，陳凱先對此感受尤其深刻。但他也同樣深刻地體會到，我國在生命健康相關的科技領域依然有很多短板待補。
在這方面，他認為需要從以下幾點著力突破：“第一是科技布局上要有重大戰略調整。長期以來，我們的研究布局主要偏重于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神經退行性疾病等重大慢性疾病，而對重大突發傳染病的防控以及藥物和疫苗研究的總體布局和持續支持不足；第二，我們在應對重大突發傳染病方面的專業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上還有欠缺，包括病原學、流行病學、疫情監測和預警等公共衛生領域的人才，以及抗病毒藥物、疫苗、檢測試劑和相關器械研發的專業人才，都不足；第三，在科研基礎設施建設上還需進一步完善和加強。以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為例，不管是藥物還是疫苗研發，都離不開P3甚至P4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的支持。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這類實驗室數量明顯不足，而在藥物研究領域幾乎沒有。”
最后，陳凱先還強調了加強中西醫結合的重要性。“此次中國抗疫的一大特色就是中西醫并重、中西藥并用。我認為中西醫結合有兩個角度：一是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價值和作用；二是用現代科學技術方法揭示中醫藥的作用機理等科學內涵，推動中醫藥的現代化、國際化發展。”他說。
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研究員陳捷凱也表示，他對“四個面向”的新提法感到“很震撼、很振奮”。“談話深刻闡述了科技創新的重大意義，把原始創新的重要性和‘四個面向’的總目標高屋建瓴地提出來。”他說，“我們科技工作者有黨中央作為堅強后盾，應珍惜目前的環境，做出一番為國為民的事業，不負韶華，不負初心！”
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研究生盧吉布也在學習講話后深受鼓舞：“我們應該將科研方向瞄準國家所需和前沿基礎，國家需要什么我們就做什么，為解決‘卡脖子’問題做出自己的努力。同時，我們要大力學習和弘揚科學家精神，尤其是老一輩科學家的精神，對科學既要有敬畏，也要有激情，更要戒驕戒躁，做出一番成績。”
“六個關鍵問題”引人深思，
深刻洞察創新規律
“我國擁有數量眾多的科技工作者、規模龐大的研發投入，初步具備了在一些領域同國際先進水平同臺競技的條件，關鍵是要改善科技創新生態，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給廣大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華的舞臺，讓科技創新成果源源不斷涌現出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要加快解決制約科技創新發展的一些關鍵問題，并從堅持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整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持之以恒加強基礎研究、加強創新人才教育培養、依靠改革激發科技創新活力、加強國際科技合作等6個方面進行了深入闡述。
“這6個關鍵問題，顯示了黨中央對科技創新規律有著深度把握。”陳捷凱說，“比如加強基礎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學發現自身規律，以好奇心來驅動，這是非常切合原始創新的規律的；另一方面是通過重大科技問題帶動，在重大應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論問題，這在科學史上也不罕見。至于如何支持，也通過對財政、政策、評價體系給予了指導性意見。”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系統與數學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袁亞湘也對“持之以恒加強基礎研究”深有共鳴。
“在談到加強基礎研究時，總書記特別用到了‘持之以恒’這個詞。黨和國家深刻洞察到當前面臨的諸多‘卡脖子’問題，本質上是基礎研究薄弱問題。”他表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激烈的外部競爭環境下，強調發展應用型基礎研究，面向國家需求解決重大問題，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視純粹的基礎研究，也就是“無用之用”。
“事實上，很多原始創新研究并非是具體問題導向的，比如量子、類腦科學等前瞻性的基礎研究以及純數學研究，并非馬上能夠應用，但也應該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這些研究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帶動學科發展，做出具有世界頂尖水平的原創基礎研究，實現真正的國際領跑。”他說，“近年來，基礎研究的生態和評價體系有所改善，但與理想的創新生態環境還有一定距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依靠改革激發科技創新活力。未來我們還需要更多從體制機制上作出改變。”
對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健康與醫學技術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劉青松來說，“堅持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是他在科研工作中感受最深刻的地方。
2015年，劉青松團隊遇到一個患有特殊混合型白血病的小孩，他們分離出孩子的外周血癌細胞，經過體外試驗，篩選出一種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中藥飲片。經仔細評估后，他們給孩子服用了這個藥物，沒想到效果非常好。
“這次經歷讓我們下定決心推進臨床腫瘤精準用藥技術。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一領域的瓶頸在于原代癌細胞的培養技術難以突破，于是我們又針對這一問題開展科研攻堅。接著，我們又意識到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當前我國的醫藥研究大多是跟隨式的，研究材料也多為來自歐美的細胞系——我們并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人的高發疾病上。”劉青松說，“基于這些思考，我們開始建設中國人自己的可再生癌癥原代細胞生物銀行。這將是瞄準中國人疾病的重要研究平臺。”
“從2015年至今，我們正是以國家和人民的需求為導向，面向中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在做工作。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真是說在了我們心坎上。”他對《中國科學報》感慨道。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李建剛對“整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有著深入思考。
他認為，科技工作的組織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就是中國特有的模式，發揮體制和機制上的優勢，國家需要什么，就全國一盤棋來做這件事，非常高效。從“兩彈一星”到抗擊新冠肺炎科技攻關，都是這樣。另一種則是科學家出于個人興趣自由探索，同時建立有活力的體制機制，讓科學家能在最短時間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過市場轉化。在這種環境下，大家一起搞創新，探索100次，只要有兩三次能成功就行。美國就是通過這種模式，引領了世界科技發展100年。
“未來，我們應該把這兩種模式結合起來，以國家需求為牽引，可能占60%~70%這樣一個較大比重；同時要留一部分，讓科學家自由探索。就像中科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有80%的工作瞄準國家重大需求和國民經濟主戰場；剩下20%允許科學家們奇思妙想、探索創新，保證對他們的經費支持。這也是人才培養必不可少的環節。如果太急功近利，培養不出一流的科學家。”李建剛說。
他最后強調：“當下，科學發展已經到了需要各個學科交叉融合的大科學時代。中科院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我們的重大基礎科學裝置是別人不可替代、不可復制的，‘集團軍’協同作戰也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和特點。未來，這些應繼續繼承和發揚光大，團隊要團結起來擰成一股繩，發揮我們的力量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