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的董超看上去更像一個文科生。 

　　他喜歡畫畫，酷愛藝術設計，五歲起學習國畫，后來帶著團隊一筆一畫繪制出團隊標志和科研藍圖。

　　他還喜歡讀書，讀得多，讀得雜，從小看人物傳記、天文地理、科幻小說，還在辦公室打造了讀書角。

　　但他最終走上理工科的道路。董超是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數字所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14年，他在歐洲計算機視覺大會（ECCV）上發表論文SRCNN，首次將深度學習引入圖像超分辨領域；2017年至今，他多次帶隊參加國際超分辨率比賽，已獲得9項冠軍；2016年至2018年，就職于商湯科技的他，帶領超分團隊開發了世界首款基于深度學習的數碼變焦軟件；2021年，他被斯坦福大學評選為世界前2%頂尖科學家；今年，他又入選2022年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響力學者榜單（AI 2000）。

　　在董超的成長軌跡里，理性與感性交織，數字與美并存。

　　“我沒有提交任何的材料，我也是某一天看到了這個新聞才知道，跟你一樣。”5月12日，董超在深圳先進院的辦公室對讀特記者說。

　　董超所指的新聞，是今年4月公布的2022年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響力學者榜單（AI 2000）。這個榜單由清華大學計算機系AMiner團隊聯合智譜AI、清華—中國工程科技知識中心知識智能聯合研究中心等共同發布，旨在通過學術數據，在全球范圍內遴選過去十年，在人工智能學科最有影響力、最具活力的頂級學者。自2020年首次發布以來，每年約有200名AI領域學者入選。今年，董超榜上有名。

董超（左二）參與研發的視頻超分辨率項目在NTIRE 2019挑戰賽獲獎。（受訪者供圖） 

　　董超是深圳先進院數字所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他的研究領域集中在底層計算機視覺，主要包括圖像和視頻的超分辨率、去噪、增強、HDR等。2014年，他在歐洲計算機視覺大會（ECCV）上發表論文SRCNN（基于深度卷積網絡的圖像超分辨率），首次將深度學習引入圖像超分辨領域。論文引起廣泛關注，在谷歌學術論文搜索上的引用量已經超過1萬次。

　　2016年，博士畢業的董超帶著研發成果進入深圳市商湯科技有限公司,帶領團隊開發出世界首款基于深度學習的數碼變焦軟件，“我們用手機拍照時使用的美顏功能，以及放大圖像的功能，其實都是基于這個底層視覺的算法。”根據媒體資料，截至2021年9月，已有數億款手機搭載了這一特別的影像功能。

　　“任何一個從0到1的發明都不容易。”在董超看來，把深度學習引入圖像超分辨領域，最大的難度來自于人們對它的質疑，“包括我們自己”。

　　這是一次對傳統思維的突破。過去，深度學習在高層視覺獲得巨大的應用成果，但它在底層視覺從來沒有被應用過，“因為這兩種應用的理念是相反的”。董超以人臉識別為例解釋說，高層視覺的作用是最后識別出來這個人是誰，相當于提取一個抽象的符號；但在底層視覺，需要把圖像變得更加清晰以獲取所有像素信息，而不僅僅是提取某個符號。

　　“我能夠把深度學習應用到圖像超分辨里面，并不完全是我一個人的努力。”董超介紹，2012年，國內有很多高校和研究所都在發展深度學習。當時，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多媒體實驗室攻讀博士，導師敏銳地發現深度學習可能會給計算機視覺技術帶去顛覆性改變，所以帶領團隊開始了對深度學習的全面研究，這也為后來將其引入圖像超分辨領域打下基礎。

　　尋求突破并非易事。董超還記得，研究開始五個月之后，依然沒有成功。當時，導師由于還有其他工作，不得不臨時退出這個項目。在那之后的大概三個月里，董超獨自繼續研究，直到新導師的加入。“我的直覺認為它是可以成功的，不管付出多少代價，我都希望能把這件事情做成。這是我內心當中一種感性的堅持。”

　　一年以后，論文成功發表，但董超沒有就此停下，“現在我們還在持續做這件事情。最近這幾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比當時又進步了十幾二十倍。”

　　董超是一個非典型理工科生，常常用理性來思考，用感性做選擇。

　　從上學時候起，董超就很擅長數學，參加過各種數學競賽，也拿過不少獎項。在外人看來，他選擇理工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其實，這個選擇還跟他的理想有關。

　　董超喜歡讀書和畫畫，大部分時間都沉浸在文化世界里。對他來說，“數學只是一種生存技能，文化才能帶來幸福”。上小學時，董超讀過一套人物傳記。在讀比爾·蓋茨的故事時，董超常常眼睛發亮，“當時我就覺得計算機非常的酷。”對于愛因斯坦，董超則十分崇拜這位物理學家對科學的純粹追求，“這種純粹是我非常向往的。”從那以后，董超就將比爾·蓋茨和愛因斯坦視為偶像，走上了成為“計算機科學家”的道路。

董超現在依然保持繪畫的習慣。（受訪者供圖） 

　　在這條路上，董超曾遇到很多岔路口。第一個重要選擇發生在大一。董超本科就讀于北京理工大學，由于當年高考分數不夠沒能被信息工程專業錄取，不得不進入交通運輸專業。一年學習下來，董超拿到專業的第一名，并連續兩個學期獲得一等獎學金。但他還是毅然決然地放棄了這個專業，“因為我知道這不是我想要的”，在大一結束時轉入信息工程專業重回起點。

　　類似的選擇在董超就讀博士時再次出現。2011年，董超被保送進北京理工大學信息工程專業下的雷達研究方向，學習了大半年后，他決定放棄這個博士學位。“我知道如果我持續做下去，我也可以做得很好，但這不是我內心所求，所以我再次做了一個新的選擇。”

　　董超開始申請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專業的計算機研究方向。在學校的選擇上，董超從一開始就目標明確，“我有巨大的熱情在文科方面，所以我一定要在一所文理兼修的學校讀博。”董超把所有籌碼都壓在一所學校的一位導師身上，他只寄出一份申請。一個月后，他拿到了錄取通知書。

　　在香港讀博的四年里，董超依然面臨很多選擇，但他這回拒絕改變。“我非常確信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會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我最喜歡的事物上，破除一切外在障礙堅持下來，直到它成功。”

董超博士畢業照。（受訪者供圖） 

　　2016年，董超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回到內地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當時，他把落腳的地方選在了深圳，一是因為妻子在這里生活，二是因為看中了深圳的特質。

　　在董超看來，深圳這座移民城市不僅開放包容，而且具有創業精神，大家可以平等地奮斗，追求夢想。“這是我來深圳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事實也證明這個選擇是對的。”

　　在深圳，董超做出了人生中第三次重要的選擇：從企業回到高校。他解釋說，“我更希望成為像愛因斯坦那樣純粹的科學家。在高校里做研究，當老師，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2018年，董超離開商湯科技，進入深圳先進院。

　　在學校里，董超帶領著一個約有20人的團隊，其中大部分是他的學生。董超給團隊取名XPixel ，Pixel譯為“像素”，X代表“未知”，意味著團隊堅持探索未知，朝著更高的目標前進。對于帶團隊，董超把它比作經營花園，“最重要的不是考慮如何把一棵樹栽培大，而是如何去培養土壤”。在董超看來，“土壤”代表的是一個團隊的文化。一旦文化確定了，這個團隊就有了明確的前進方向，成員們也將在文化的熏陶下蓬勃發展。

董超在辦公室里存放書籍供學生借閱。墻上掛著他與團隊成員共同繪制的作品。 

董超給作品取名《XPixel Metaverse》（XPixel 的虛擬世界），體現所有成員對科研的堅持，對藝術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和對世界的責任。（受訪者供圖） 

　　董超將自己的團隊文化概括為三個關鍵詞：奉獻、專注、平衡。

　　在董超的團隊里，“奉獻”對應的英文是“love（愛）”。董超認為，“科研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科研人員的初心和動機決定了科研成果最終將被如何利用。”他希望，每一名學生都有科技向善的價值觀，用科研造福人類。為了把“奉獻”落到實處，董超經常帶領學生做科普活動和公益項目，至今已經堅持了四年。

董超在給學生科普人工智能。（受訪者供圖） 

　　董超還希望學生專注做事，平衡工作與生活。“我常跟學生講，你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出自己想活的人生。做一個幸福的人，才是我培養學生的終極目標。”同時，這也是董超的目標之一。

　　董超的另一個目標是“成為一名祖國乃至人類需要的科學家”。“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董超說，因為科學家永遠走在求真務實、探索未知的路上。